役来看，宋军十几万人马不及金军三千人马，这是为什么？据《河东?逢虏记》记载，宋军这十几万人马，“有赤露披坚执锐者，有卖军器者，有鼓唱引去者，有使臣妄冒占放者。将佐辈日事杯酒，更无纪律。”如此腐败如此松垮的军队，数量再多又有何用？数量多，徒增国家财政负担而已。惨烈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，兵不在多而在于精，乃治军之要务。

八月十七日，宗翰从西京发兵。八月二十日，宗望从保州发兵。他们依然兵分两路，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南下入侵。他们的战略部署不变，依然是两军分别从河北河东南下，然后在东京城下回师。

大宋新任宰相唐恪，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，历任县尉、知府、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。他从基层干起，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政府。宣和元年五月，东京城遭暴水淹没，情况十分危急，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。有人建议决南堤，以纾解宫城之水患。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，他说道“水涨堤坏，淹没居民，此无可奈何，今决而浸之，是鱼鳖吾民也。“他不顾个人安危，乘坐小舟，现场勘察暴水实情，以求因势利导。最后决金堤，将暴水注之黄河。不到半月京城水退，宋徽宗对他大为称赞“宗庙社稷获安，卿之力也。”此次治水，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。

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，唐恪在杭州任知州。宰相李邦彦举荐他回京，任同知枢密院事，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。他回京后，宋钦宗决定重用，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

当时，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，致力于揭批“六贼”，希望改革时弊，拨乱反正。唐恪对此不以为然，他对宋钦宗说道“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，今日边事甚急，应先讨论边事。言者不顾大体，纠缠于从前之事，以快一时之愤，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？蔡京、蔡攸、王黼、童贯之徒，既已贬斥在外，姑且可已矣。他日边事既定，然后告知道君，请下一诏书，与天下共弃之，其谁曰不可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