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突然闲来的半个多月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假期，这段时间我把远在英国的同学和在加拿大的朋友都联系了一遍，住得近的，我们约在一起见个面，出去喝个咖啡或者看个电影。我把工作之外的时间安排满档，不过中间打算飞去安娜堡见安先生的计划却取消了。

安先生在原公司的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工程第一阶段完成后，安先生提交了离职申请，提前返回了学校。毕业在即，他既要准备毕业设计，又要重新找工作，还有学校一堆材料手续要处理，能分给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多，而我又被临时通知去电视台补一个同事档期，所以这一面又见不到。

安先生那阵子情绪不佳，他对原公司的卸磨杀驴的做法很是气愤，旧金山那项工程，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设计是他独自一个人推演了无数次，计算了无数次，才造了模型设计出来的，但是在最后署名方案作者的时候，非但没有他的名字，还他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他们公司将这部分设计署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。

对于这样的侵权行为，我和安先生都咨询过身边的律师朋友，但是他们给我们的答案普遍是说官司能赢得可能性不大。因为且不说像这种投标书，方案一般都是合作设计，对方这么大一家企业，安先生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，没有社会成就，背后也没有势力支持，还是非本国人，维权更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。

我们知道，知识产权侵权无论是在哪个国家、哪种社会都存在，只是在双方实力悬殊和文化文明差异下才更加变本加厉。安先生和我都选择坚持把官司打下去，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，至少不打百分之百输，打还有赢的机会。而且我们也相信，对方因为考虑到社会声望和公信力，相比我们会顾忌更多，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。

后来这次官司虽然大家都没有赢，但安先生的情绪也不想之前那样激亢。安先生只是觉得惋惜，因为那家公司也是建筑界全球闻名的几家顶级建筑公司之一，他曾以为他的梦想将会从这里开始播种，发芽，生长，为它挥泪洒汗，直到它张成参天大树，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完全不同。

安先生还安慰我说他是遗世明珠，只需要拼命发光，自有人三顾茅庐，也会不请自来。他需要的是更公平更广阔的平台，不需要乘它东风借力，但不会在他身后给他刀子。现在看清楚真相，是及时止损，换个角度来讲反而是一件好事。

别人现在看他，只会觉得他事业有成，人生得意。但是只有我知道，这一路走来安先生吃过多少苦，走过多少下坡，碰过多少绝境。他在山顶熬过多少次夜，风雨里同工程团队来回走了多少趟，这些都是别人看不到的。

因为去不成安娜堡，假期后半段恢复正常的职工生活，一周有三天左右的时间我会去艺术中心轮班。那地方在校区中心，离家里的距离较远，我一般早上很早就出门了，晚上偶尔去朋友家小聚一下，但还是会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回家过夜。

我的工作很少需要跟院里的同事长期打交道，不过我发现最近领导给我的感觉有点儿变了，具体是他对我的态度变了，还是他这个人变了，有待考证，为此我观察几天。

馆里的事情不是很多，前段时间展览刚搞完，高峰期一过，这些天过来参观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。我和同事几个仍然坐守在不同的场馆，闲的时候就差没对一些闲置在搁物处的作品，检查有没有什么陈年的灰尘了。像平常这种情况，领导都是不过来坐班的，但是最近他一反往常作风，不仅一早就到各个展区像模像样的检查工作，而且往办公室里一呆就是一天，比我们还要坐得住。

我负责的现代摄影和书法艺术两个收藏区，在学校艺术中心的第五层，上面则是一个露天电影院和一个露天咖啡厅。摄影区和书法艺术区刚好在建筑对角线位置，中间路过一条画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