艺人创作南宋话本小说《莺莺传》、宋官本杂剧《莺莺六幺》、金院本《红娘子》等。

金代董解元的说唱文学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对西厢故事的思想主题、情节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作了创造性改造。

此后元代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，对崔、张故事进行了带有总结意味的再创造，以代言体的戏剧形式予以完美表现，写成了《西厢记》杂剧。

虽然《西厢记》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，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王实甫对董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发展在于：第一，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情节，使结构更完整，情节更集中。

例如，在《西厢记诸宫调》中，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一事占了相当长的篇幅，它实际上是游离于主线之外的，王实甫将它压缩得很短，这样就使主线更为分明突出。

第二，使主要人物的立场更鲜明，从而加强了戏剧

冲突。在《西厢记》中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阵营，一以张生、崔莺莺、红娘为代表，一以老夫人为代表。

王实甫将这两个阵营的人写得泾渭分明，态度毫不含糊，并以此来展开矛盾冲突。第三，在情节安排、艺术手法的运用上，更为精致完美，并增加了一些喜剧色彩。

例如，利用景物来表现情感是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一大特点，王实甫在《西厢记》中也大量运用了这一手法，但比较一下两部作品的“长亭送别”就可以看出，王实甫写得更细腻，更优美。

第二节《西厢记》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《西厢记》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。

第一个方面，也就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，它赞美了婚姻自由，反对封建礼教。

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，这是情的颂歌叛逆者的赞歌。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意义。

当然，《西厢记》之所以长演不衰，还另有其原因，像是即它表现了人类社会一个普遍现象——自由与规则的冲突。

人有各种欲望，这种欲望本质上是向往自由的，但是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，为了种种目的，往往制定出许多制度、观念来制约人的欲望，因而二者之间就形成了冲突。

这种冲突往往能穿越时空，引起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的人共鸣。

在《西厢记》中，崔莺莺和张生是爱欲的代表，老夫人等则是人类规则的代表。

《西厢记》的戏剧效果就来自于这两者的冲突。作品中的老夫人时规则的维护者与执行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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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严肃地维护着封建礼教，固执无情；莺莺，是正当妙龄的少女，情窦初开，天然地有着对自由爱情的追求，但她地贵族少女的身份，从小到大的束缚，形成了她独特的性格：外冷内热，犹豫不决。

张生是一个饱读圣贤书的文人，他的身份和使命也约束他必须遵守维护封建礼教，但来自青春的欲望和对美的天然追求，使他成为一个执着却又有些软弱的书生。

红娘归属于社会下层具有下层劳动者特有的机智泼辣。她表现为礼教的拆除者，或许与儒家思想对于社会下层约束力相对较小有关。

而《西厢记》的艺术成就的话，像是作为剧本，《西厢记》杂剧表现出的舞台艺术的完整性，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。

如明初的贾仲明环顾剧坛，提出“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”，一锤定音，充分肯定了《西厢记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。

所以我们才说《西厢记》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，这具体表现在：

第一，《西厢记》突破了一本四折的杂剧体制，有所创新。

它打破了元杂剧规整严格的体制要求，由五本二十一折组成大型连台杂剧。

它也打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