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也是为什么乌兰以晃手头上有一支庞大的骑兵的部分原因。

地商之间，也不断竞争和变化，他们之间有分有合，最大的一家就是甄氏家族。

当代家主甄金，俨然一个土皇帝。

不过他这个土皇帝，比那些王公贵族、满清官员都更有经济头脑和经营手段。

他在大规模开垦土地，奠定河套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上，也创建了独具一格的管理体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由于满清对这样的经济活动没有基本的控制力，甄金等河套地商，发明了一种叫做“公中”、“牛犋”的运作方式。

作为民间群体，这些运行方式，以控制水权为基础，进而基本上把生产、商业、民间武装力量、信仰活动、教育资源等等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有点类似后世具有垄断能力的大型公司。

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代，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满清官方应该起到的作用，使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加大。

包括甄金在内的地商，把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土地相结合,以修渠灌地、收粮顶租、贩卖粮食等方式来谋取高额利润，实际上是在这一地区的特有现象。

让甄金这样的地商得以成功的条件首先是自然条件。

河套平原的地处阴山之南，黄河之滨，阴山山脉可以阻挡和削弱来自西北的寒流，加之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本来就非常有利于农业开发。

但是，后套地层纯由黄河积淤而成，平衍肥沃，微带碱性，得水灌溉则疏落如鸡粪，种植丰茂，不得水则坚成石田。

而这里的气候是雨泽稀少，降雨量大概只有和一百五十毫米左右。

这就导致了农田所恃渠水浇灌，水所不到，虽腴壤亦弃为废墟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应黄河水进行灌溉的渠道，就成了河套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。

但是，渠道的开发并不容易。

往往一渠之成。时或需至数十年，款或糜至十余万。父子相代，亲友共营，才能成事；而且开成之后，也要不断维护，已成之渠。又必每岁深刷其身，厚增其背，用于维护的资金也是数额巨大。

这就决定了开挖渠道不是一家一户之力，而是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，从而凝聚力量，兴修水利工程。

但这一行为的前提是能够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，来进行社会动员，组织人力、物力来进行这些巨大的工程。

通常情况下，最适合的领导者就是满清的基层机构。但是在满清时期的河套地区，显然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。

清代对于这一地区的管理一直较为松散。

满清建国之初，那些内附的王公贵族，以其地赐乌拉特前中后三旗，鄂尔多斯左右翼旗。在清代初期，没有汉族移民的管理机构，仅仅是由当地的盟旗制度来管理。

因此，这个地区受到了不同王公贵族的王府管辖。而所有王府的所在地都不在河套境内，因此。河套境内的各种事务都往往被他们所忽略。

即使受到关注，也由于鞭长莫及，导致解决问题的效率大为降低。

况且，在这种管理机制下，最主要的民众也不具备受管理者的身份。

私垦的移民要是有内部的纠纷，就只能赴沿边各厅县伸理。听从民便，无所谓管隶。

这样，就使得甄金等人的行使管理成为必需，也实在是给了他们可乘之机。

商人对盈利机会，任何时候都是感觉特别灵敏。

在无利不起早的原则指引上。甄金等地商修建了引黄灌溉干渠，从而也把那些受到灌溉的土地、耕种土地的农民控制在自己的手里。

地商过控制渠道，控制了水权，也就取得了河套农业的支配权。

目前，甄金他控制的土地范围东至乌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