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欣的继父和母亲一样，只是个普通的棉纺厂工人，因为工作努力踏实，被安排干了个连官都不算的生产组组长。

就是因为他不是领导，手中没有什么权力，她和于升姐弟俩在棉纺厂受尽了白眼儿和欺负，每天都要忍受着污言秽语的洗礼。

后来，母亲和继父死于纺织厂的一场火灾中，她和于升成了孤儿，那一年她十五岁，于升十一岁。

母亲和继父留给他们姐弟俩的唯一东西就是那座两室一厅的房子，因为房子的产权是纺织厂的，不少人就开始打这套房子的主意。

为了保住这座房子，于欣哭过闹过，甚至寻死觅活过，但人心就是那么险恶，孤立无援的姐弟俩根本就不是那些大人们的对手。

就在姐弟俩要被赶出家门的时候，父亲突然出现了。

尽管过去了五六年，但于欣至今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，父亲从一辆伏尔加上走下来，而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棉纺织厂领导们，在父亲面前像是老鼠见了猫，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

从旁人的口中，她知道了父亲现在的身份，省轻工局的二把手。

父亲并没有过来相认，甚至都没往她身上瞥一眼，只是在棉纺织厂转了一圈就匆匆离去。

当天晚上，棉纺织厂厂长亲自将房产证交到了她的手中，她捧着那本小小的房产证，终于明白了权力的力量。

厂长隐晦地告诉她父亲的现状，她这才知道，父亲已经再婚，妻子是他下放时认识的，那个女人的丈夫也带着孩子跟她离了婚，两个人同病相怜，又有共同语言，平反后马上结了婚，第二年有了孩子。

她并不笨，知道厂长只是个传声筒，也知道了父亲的意思，相认是不可能的，但可以弥补，至于怎么弥补没有说。

再后来，她初中毕业，参加小中专考试，按成绩本来上不了中专，但却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她知道，这是父亲的功劳。

中专四年毕业后，同班几十个同学，要么分配到又苦又累的基层，要么遣返原籍由地方重新分配，而她并不是最优秀的，却分配到沐成大学资产管理处，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，但胜在工作轻松又有地位。

有时候她也会扪心自问，自己到底崇拜父亲这个人呢，还是他手中的权力？

尽管不愿承认，但她知道答案是什么，所以她开始感到恐惧，害怕父亲迫于家庭的压力，对他们姐弟俩撒手不管，更害怕哪一天父亲突然没了。

到那时，她怎么办？弟弟怎么办？

怕什么来什么，去年6月份，就在她中专毕业分配到沐大后不久，那个可恶的女人不知道从哪听说了什么传言，特地从省城赶了过来。

于欣还记得那天见面的场景。

那个女人穿着一身得体的干部装，四十多岁的年纪却依然风韵犹存，实事求是地讲，比母亲更漂亮也更知性，连她这个年轻的女人都有些嫉妒。

那个女人全程都很冷静，并没有她预想的那样歇斯底里，可越是如此，她越是恐惧不已。

那个女人像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，让她感到无边的绝望，她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跟她讨价还价的资格。

临走前，那个女人留给她五百块钱，然后说：“我恳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老于的生活，我和老于在一起已经够不容易了，我不容许任何人破坏我的家庭。”

那个女人走后，于欣还抱着侥幸心理，或许父亲依然如以前那样偷偷地帮助她和于升。

但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，一个月后，于升初中毕业，她没盼来父亲的出手相助，仿佛父亲从来没出现过一样。

自那以后，她觉得不能再将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，要自己掌握命运。

而她一个小小的中专生，又是个弱女子，有什么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呢？

想来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