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不废话吗？整整7年没见了，咱俩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！”傅松感到很好笑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就喜欢无病呻吟。

萧竹梅抬起头和他对视着，摇摇头道：“我不是说这方面，而是……，怎么说呢？

以前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聊的都是改革啊，经济啊，农村啊，每次大家都会因为意见相左，争论得面红耳赤。

我骂你左，你骂我右，他骂你脱离现实，呵呵，吵来吵去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谁也不服谁。

然后回去通宵达旦找资料，引经据典，就是为了能把对方驳倒……。”

傅松听着听着，不由得失了神，萧竹梅所说的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依然历历在目。

“那时候每个人仿佛有无数的精力，是那么的激情澎湃。虽然有争论，但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。

唉，可今天我发现，我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们了，大家都变了，当年的那种激情和奋进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钱啊，生意啊，股市啊，投资啊。”

“是啊。”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傅松突然有些伤感，“你出国后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像李镇宁、张少捷、李俊、邓陶、郭凡声他们，一夜之间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，所谓的心死如灯灭。”

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，始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，所以只要说起经济体制改革，无论如何都绕不过“农发组”这个机构。

“农发组”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简称，严格来说并非是一个正式机构，它的成立离不开社科院的支持，1980年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立群批了2万块钱作为该研究组的研究经费。

“农发组”以调查之风而著称，鼓励调查研究，认为只有深入一线和基层调查，才能获取真实的社会情况，并鼓励与百姓打成一片。

“农发组”当时聚集了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从1982年这群年轻人连续五年起草了“中央一号”文件。

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，1984年“农发组”一分为二，一个是隶属于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，专门从事城市改革的研究，另一个是隶属于gy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。

所以，从体改所诞生的渊薮就可以看出，中国的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问题，如果农村的经济搞不好，城市搞得再好也白瞎。

体改所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傅松作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编外人员，跟这些人走得近也就很正常了。

再加上萧竹梅所在的计委农村经济研究室，就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小圈子。

1984年以后，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热点，所以体改所的规模和影响力空前巨大，李镇宁、李俊、张少捷、郭书青、曹元正等都是体改所的干将。

相反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完全被体改所的光芒所盖住，从这里走出来的名人不多，比如温铁军。

在体改所存在的短短五年间，体改所成为一个“另类”——身处“体制内”，却有很大的自主权；是官办机构，却有相当的思想自由度；一群下乡、当兵回来的年轻人，却对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。

萧竹梅出国留学时，正是体改所如日中天之时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1989年12月，由于某些原因，体改所和邓陶、李大嘴所在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被撤销。

虽然大家都有有了新去处，但精神的寄托没了，信仰崩塌了，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。

很快，包括郭凡生在内的很多人，都已经失去了信心，纷纷辞职下海。

所以，傅松非常理解大家的改变，至于是什么将一群有志青年变成了一群钱串子、lsp，呵呵，那就见仁见智了。

萧竹梅苦笑道：“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