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在万历六年以前是明摄宗，万历六年皇帝大婚，张居正开始还政，现在张居正是大明帝师、首辅，在张居正看来，新政的成功从来不在庙堂之高，而在普天之下，庙堂之高再多的算计，再多的谋划，在执行的过程中，都会走形。

考成法只能一定程度上让执行变得更加顺畅，但变形是必然的，一条鞭法的矛盾就在这里。

自上而下的纠错力量自然重要，但自下而上的纠错力量，更加重要。

所以张居正赞成了皇帝一份很短的圣旨，这份圣旨赋予了万民为自己获得作为人的权利而斗争的合法性。

同样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警惕，自下而上的纠错力量绝对不能，被势要豪右的喉舌所掌控，这会影响穷民苦力表达自己真正的诉求，同样，也会影响朝堂的决策。

而张居正认为，皇帝陛下从大诰的旧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办法，非常好用。

皇帝下一道旨意，并不能改变什么，只能赋予穷民苦力闹一闹的合法性，大多数的大明百姓，还是会随波逐流，忍受着苦难，继续被残忍的朘剥。

但，这一道圣旨，也是仅有的依据了。

“所以，自万历元年起，打着皇粮名义收取的银钱，仅仅在南衙十四府，就超过了一千万银？”朱翊钧看完了王国光的奏疏，面色凝重。

这个数字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。

自度数旁通以来，大明每年都会对各地的粮价进行折银，南京每石米为五钱银，而一千万银大约等同于2000万石的米，而且不是未脱壳的糙米，而是直接押送京师的漕粮，一石米为一百五十斤，大约是30亿斤大米。

这还是官秤，按着浙江九营出巡抗汛的时候，百姓争相借用军兵的秤来看，这个数字还得往上涨。

这是正赋之外的苛捐杂税，其规模之庞大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
“陛下，这还是能查到的。”王国光补充说明，这还是有账目的，至于那没账目的就已经无法统计了，别说朝廷想知道，南衙上上下下都说不清楚，到底弄了多少银子。

“这下不得不继续拷饷了。”朱翊钧沉默了片刻，决定加大力度，如果不加大力度，他走了南衙还是这个模样，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

“一条编法，势在必行，将名目繁多的杂役编入地亩，从田亩中征收，这是朝廷政令，同样，需要让百姓知道，这些苛捐杂税，不该纳，起码不是陛下要的，地方衙门，再也不能扛着陛下的龙旗大纛，为非作歹。”

“善名归己，恶名归上，此名教罪人。”王国光没有想着大跨步，一步到位，直接消灭所有的苛捐杂税，那不现实。

现实一点，就是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不能打着朝廷、皇帝的名义去收，这已经是巨大进步了。

真的要解决，还需要百姓们普遍意识到，这不是我该纳的税，并且反抗，有了这种意识，才能继续进行。

“有理。”朱翊钧认可王国光的谏言，作为皇帝，一定要杜绝不切实际的目标，因为这种空想的、一厢情愿的完美，注定造成更大的危害，路一步一步走，饭一口一口吃。

统治阶级的一厢情愿，其破坏性，甚至大过了昏庸。

“匠人们最关切的三件事里，有两件和刑部有关，趴在匠人身上吸血的那些杂碎，是时候清理一波了，臣以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严打，能够有效遏制。”王崇古决定进行一次春雷行动，将经纪买办和游堕全部物理意义上清剿。

朱翊钧对春雷行动非常赞同，他思考了下补充说道：“定要注意，这些杂碎，往往有着双重身份，比如这些杂碎是经纪买办的同时，往往也是势要豪右的家丁，这些家丁也不能放过，四月季风起，又到了帆船下洋的时候，跟远洋特使刘吉说，可以少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