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辜鸿铭和华东的接触时间要比严复早得多，在华东刚成立上海新区的时候，华东曾组织了一次上海的工商界的人士到青岛访问的活动，当时辜鸿铭也参加了这次行程，应该说在那一次行程中，华东还是给辜鸿铭留下了不错的印像。

不过从那以后，华东和辜鸿铭就再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了，毕竞华东的精力主要在发展工业化和经济上，看重的是詹天佑这样的技术人材，而不是辜鸿铭这样的学术大师；而辜鸿铭虽然也承认在华东的治理下，社会民生，精神气貌确实都要比清廷要好得多，但他的骨子仍然带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和傲慢，华东不来相请，辜鸿铭自然也不会主动上门，而且还故意做出一付对华东也不屑一顾的样子来。

但辜鸿铭的大部份时间都居住在上海，也得到了许多了解华东情况的机会，而且虽然辜鸿铭在表面上表现得对华东不屑一顾，但实际对华东的动向相当的关注，华东出版的几份主要报纸基本都一期不落，另外对华东出版的几本学术著作也是本本都购买，并且都进行了认真的研读。

应该说辜鸿铭对华东的土地制度是相当不认同的，对华东绕过士绅阶层，直接面对基层百姓的治理方式也颇有微词，但对华东治理的效果还是有些佩服，毕竟辜鸿铭是在欧洲留学14年，并且拿到了11个博士学位，留学的经历主要是在英国和德国，对欧洲国家的治理环境有相当的认知，而华东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治理能力却并不逊色于欧洲国家。

而对华东的学术理论著作，辜鸿铭的评价也是各有高低，比如对华东的土地理论，就很是不屑，而对工业化理论也并不怎么上心，但对华东提出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，而非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却有相当的认同感，因为辜鸿铭是推崇中华传统的孔孟思想学说，这和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理论有很大的契合之处，而且这个理论也给了辜鸿铭很大的启发，使他对中华文明优于欧洲文明的理论可以更为完善。

还有就是华东对欧洲国家的体制，及社会制度、文明的批评，辜鸿铭则是十分赞同。和这个时代其他的中国学者普遍都推崇欧洲国家的制度、思想、文明不同，辜鸿铭对欧洲国家的体制，制度、文化都相当不屑。这也和辜鸿铭在海外留学长达14年的经历有关，因为其他的中国学者如严复国外留学的时间也不过只有4年，对欧洲国家的认知未免有些流于表面化，仅仅只看到了欧洲国家的表面繁荣，对欧洲国家的社会深层缺少实际了解。而正是有长时间的海外生活经历，使辜鸿铭对欧洲国家的社会有更为深刻的认知，并没有被欧洲国家的表面繁荣、发达、科技所迷惑，同时还看到社会繁荣背后的阴暗、坠落、自私、贪婪的一面。

不过辜鸿铭毕竞不是社会学家，虽然他看到了欧洲国家在社会制度、文化的缺点，但对造成这些缺点的根源却缺乏足够的认知，而且想出的解决办法却不是靠推动社会进步，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，或是建立一种更高等级的社会制度，而是中国传统孔孟学说的仁义之道，这也是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的最主要因素，甚致到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，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，也坚决拥护的程度。

其实这也是这一代中国学者的一个共性，随着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的认知加深，看到欧洲国家的社会、文化的缺限后，几乎都不约而同的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，在旧时空里，严复到了晚年时，也开始推崇中国传统文化。

但看了华东关于对欧洲国家的体制形成，以及文化缺限的原因的深度分析之后，再结合自己多年欧洲生活的经历进行印证，使辜鸿铭也颇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。毕竞华东关于对欧洲国家的体制、文化缺限的分析，是建立在旧时空无数学者长达百余年的探索、研究、分柝、试验的基础之上，这决不是辜鸿铭区区十几年的生活经历所能相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