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世章嘉活佛一行刚刚离开青岛，上海就将与袁世凯签定好的合同送到了青岛，因为行政院早就己经确定，因此到也没有什么纠结，立刻安排人去备货。

不过上海送来的文件不仅仅只是这份合同，还有上海市长李松晨的一份公文，建议青岛行政院，现在应该成立浙江政府了。

原来周馥归附了华东政府的时候，浙江正面临着日本的武力威胁，因此为了确保浙江省的稳定，华东政府将原来浙江省的官员全部留任，并由上海市政府负责协管监督浙江的政务；只是派遣军队接管了浙江省的军务，并且重新整编浙江的军队，连北洋水师也全部接收，全员都拉到上海去了，军舰在上海维修保养，士兵在上海训练。

现在日本早己偃旗息鼓，而浙江的军队整编也基本结束，李松晨手头上也还有一大摊事情，也不愿为浙江再分散自己的精力。另外上海虽然和浙江相邻，但在行政划分上却是属于江苏省，这样长期协管监督浙江的政务也不好，一则容易引发地域矛盾；二则万一浙江出了事情，就又成了自己的责任，因此李松晨才上报行政院，认为现在的时机己成熟，应该尽快成立浙江政府，对浙江施行正常管理。

其实青岛这边也明白，浙江的事情越早解决越好，总让上海这边协管监督也确实不是长久之计，不过浙江的情况有些特殊，因此华东政府也不能不谨慎对待。

从严格意义上说，浙江是华东政府占领的第一个南方省份，虽然在此之前，华东政府己占领长江南岸的上海市，还有湖北省是横跨长江两岸的，但上海毕竟只是一个城市，地方较小，而湖北位于长江中游，而且大部份地区都在长江北岸，因此浙江省才是华东政府占领的第一个，完整的南方省份。

而南方的情况和北方有很大的不同，首先就是由于南方的经济较为发达，因此社会矛盾、土地矛盾和北方比起来较为缓和，没有那么激烈，这也是秦铮建议支援袁世凯，让南方开战的原因之一。只有打起仗来，激化了南方的社会矛盾，华东政府出兵南下时，就可以轻易收取南方之地了。而浙江就属于这种情况，而且由于浙江没有经历战乱，社会矛盾没有激化，土地矛盾也相对缓和，不过土地改革是华东政府的主要国策，不可能在浙江不进行，但浙江的土地改革怎么实施，自然需要认真考虑。

其次是在中国的国门被外国的枪炮打开，使国产的自然经济、小农经济受到严重冲击，大量农民破产，但商品经济、民族资本却有一定的发展，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增，于是部份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转型成产业工人，这种变化在浙江省是十分明显的，自然经济、小农经济的成份减少，民族资本发展，商品经济增多。

从社会发展的角度，这自然是好事，但由于中国不是主动开放，迎接全球化和现代化，而是被列强的枪炮逼迫打开，是被迫加入全球化和现代化，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、商品经济发展缺乏国家的自我保护能力，在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中，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， 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民族资本成分中，实业少、买办多，投机多、对外国资本的依懒性强，浙江省也是这种畸形发展的典型。在上海金融危机发生时，有相当一批浙江商人都参与了上海的投机行为，当然所有参与投机的浙江商人基本都赔了个稀里哗啦。

华东政府发展经济的原则就是发展实业，限制买办，并通过关税、政府补贴等手段，扶植保护本国的民族资本发展。但此前华东政府所攻占的地方基本都在北方，民族资本、商品经济发展都很薄弱，是华东政府一步一步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的发展起来，但还从来没有管理过一个民族资本、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，但却是以买办资本为主的局面。

当初上海到基本也是这种情况，只是上海地方小，另外上海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城市，洋务派在上海创办了不少实业性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