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到现在为止，拢共十七个杀手，而且还没有军中人士……”李恪把书着人名的木简往红泥炉中一插，声音里全是感慨，“莫非是齐墨关张太久，以至于胡亥和赵高完全就忘了墨家当年的业务范围么？”

“还不是这些年你们墨家风头太劲。所谓军、工、文理三脉皆显，若你不提，连我都险记不起当年齐墨游侠于世，以悬红为生。”

扶苏调侃着端起玉盆，把烧了一半的木简折断平铺在炭面，免得一会儿火苗子乱窜，搅闹了饮茶的清净。

二人饮茶，再无外人。

这种事在早几个月前还是寻常之事，可自从李恪在狼居胥的上计中请称孤，这样的机会就一下变得极少。

李恪要操持整个七郡，如今是八郡半郡的政军工商事，扶苏什么都不必管，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笼络阵营中非墨的官员。

此一非，既是身份，又是立场。

西军阵营中非墨的官员不在少数，他们担当政务，承接军职，从任何角度来，对西北九郡的发展和稳定都至关重要。

这种政治结构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河间建郡时期，且不是因为李恪高风亮节，不知道一言九鼎的好处，而是穷尽墨者和李恪的追随者和支持者，他也无法填满整个势力的政治需求。

总体来，广义上李恪的势力包括墨家、道家商山一脉、苦酒里乡梓、北原夏民、旧楚商人以及陡然间变得旗帜鲜明的陇西李家，此六者看似根基稳固，实则却各有缺陷。

旧楚商人阶级苦于身份，可以洗白从政者寥寥无几，而且李恪的钱袋子还需要他们看护，不能把有限的精英一把薅绝。

苦酒里和夏民的情况则相似，都是受教育的程度太低，短期内难有大用。

陆衍、陈平的商山一脉就那么些学子，先后三十几人出山，几乎精英尽出，可对西军而言却仍是杯水车薪。

李家的情况也差不多。陇西郡的李氏祖屋早已成了外强中干的空壳，能任用的都任用了，但一个家族能有多少子弟？更何况，作为大秦的传统豪族，李家子弟在朝中出仕者本来就多，既不可能一股脑全到李恪麾下，也不适合大规模地退出朝堂。

李恪手下最忠诚，规模也足够大的势力始终只有墨家一门。然而墨者的知识结构有然的缺陷，精擅的领域也趋于集中，政、法、军、工四大领域，墨家真正能扛起来的唯有一工半政。

所以无论是考虑和扶苏的相处之道，还是整个西北九郡的发展需求，李恪都推不开这些非墨的官员，而这些非墨的官员想要在西北事有所成，也同样旦夕离不得李恪和墨家。

西军就像是个充满生命力的股份有限公司，扶苏是ceo，李恪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董事长。

这些非墨的股东们在扶苏麾下抱团，以抱团来抬升自己的话语权，并指望着借重扶苏手上仅次于李恪的股权，通过行政手段来挤占李恪亲信手中的席位。

可无论他们怎么闹腾，他们都无法动摇，也不会试图去动摇李恪手中百分之五十一的决策底限。

因为西军的根基只在墨家，离了墨家，整个西北便是一片不毛，在与咸阳的博弈当中，这片广袤的土地将变得全无价值。

鸡飞蛋打的事谁也不会做，整个西军谁都可缺，唯李恪不可或缺。

李恪曾自嘲地对麾下墨者，这或是西军当中唯一的共识，却永远也不会有人宣之于外。

这是政治的妥协，而维系这份妥协的关键就在于扶苏的立场。

扶苏是非墨体系的定心丸，便是装，他也得成为他们的依靠，自觉疏远和李恪的私交。

在秦宫史中，商君自成为大良造后就几乎再也没有与孝公有过密会，或许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。

很无奈。